2005年8月19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主办、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人民政府承办、美姑中国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二十一世纪的毕摩文化、传统知识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在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巴普镇成功举办。会议组织的学术活动，除了专题论坛、毕摩传承人访谈和田野考察外，美姑方面还为远道而来的国内外学者安排了仪式观察与体验、选美和摔跤观摩、歌舞晚会和文化展览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2005年8月22日下午4时，研讨会在美姑县政府会议中心落下帷幕。闭幕式由大会秘书长巴莫曲布嫫博士主持，各论坛组长（召集人）分别作了总结性发言来自美姑县委、县政府、人大和政协等单位的四十多位地方官员也踊跃参会，认真听取了会议的总结发言。
本届会议共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秘鲁、加拿大、捷克、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十多个国家，以及国内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北、北京、上海及台湾地区的 104 位学者提供了论文和提要， 15 位国内外学者和相关人士列席会议。此外，组委会还特地邀请了各地老领导、老学者，以及国内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文化行政部门的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为此特设了“彝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专家论坛”，提供平台使参会学者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各级领导展开对话，共同探讨彝族毕摩文化的发展与保护问题。在论坛举行的同时，组委会还特地组织了“毕摩传承人访谈活动”；会议结束后，大会组织与会国际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田野考察。
本次会议设有九个专题论坛。这里，我们就各论坛的热点讨论与召集人的总结发言，作一摘要性的综述：
论坛一：“毕摩宗教和仪式”
曲比石美（四川省凉山州民委）先生出生在毕摩世家，早期接受过毕摩师承教育；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从事彝学研究，搜集整理过《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尔比尔吉》等重要的彝族经籍文献，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主要成员之一； 80 年代以来牵头研究彝族送灵归祖仪式文献，主编了《凉山彝族尼牡概论》一书。这次会议，他就“尼牡撮毕”这一凉山彝族重大的宗教仪式活动及其对彝族社区生产生活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毕”和“毕摩”的定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以期从表述规范上纠正以往在“毕”和“毕摩”概念上所出现的混淆现象。
刘小幸（美国创价大学）的发表以《凉山彝族祭祖仪式：生命、团结与繁荣的庆典》为题，通过考察凉山越西县一个诺氏族超度祖先亡灵的 “搓毕” 仪式来探讨各种仪式活动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们对彝族群众日常生活中各种关系的影响。从“仪式圈”的角度分析了家庭成员、氏族成员，亲戚朋友等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从中观察了传统社区的行为规范、社会规则和生活理想的传达方式，同时分析了在特定情形下人们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变通，甚至打破这些“杰威”（规矩）的深层致因。刘小幸 博士认为，超度祖先亡灵的 “搓毕” 仪式是为祭奠祖先，并为他们在灵界祈祷幸福而举行的，而人们在仪式过程中的行为则明显表达了他们渴望家庭和氏族人丁兴旺，渴望氏族内的团结以及跨氏族的合作，也渴望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繁荣昌盛。
朱文旭（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语言文学系）的发言，首先对彝族传统社会专司祭祀活动的祭师“毕摩”和专司巫术活动的巫师“苏尼”作出了概念上的界定。在来源问题上，他认为毕摩以源远流长的彝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产生的；而“苏尼”及其巫术活动“尼”的产生则与古代“傩”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其历史已相当久远。他指出，以往学界的相关研究存在两种误区：一是关注“毕摩”问题较多，而很少讨论“苏尼”问题；二是把“毕摩”和“苏尼”混为一谈。他的论文就彝族巫教活动“尼”与“傩”的渊源关系问题及其活动仪式进行了探讨。
摩瑟磁火（凉山州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论文《 凉山彝族灵魂观：仪式与文献的文化阐释》从语境到语义，对凉山彝语的 “依娜”（ 灵魂）一词重新作出了仪式与文献交互参证的文化阐释， 以期从概念上厘清诺苏彝族的“灵魂观”。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与“依娜”一词密切相关的“尼此”（鬼）、“色”（主）、“阿散”（护法神）、“阿普阿玛”（祖灵）等词汇中所包涵的各种宗教观念及其间的复杂关联，为学界探索彝族宗教系统的构成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前提。
普忠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提供了又一篇立足于民族语言学探讨彝族宗教系统的论文。作者以极其仔细审慎的工作方法，梳理并分析了在毕摩文化传承中形成的一套比较完整又极具宗教信仰活动色彩的祭祀词汇（术语）。他认为，毕摩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祭祀词汇（术语）不仅承载着彝族先民的种种信仰理念，表达着彝族的宗教信俗，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生产、婚丧嫁娶等方面对彝族社会的精神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论文通过对彝族祭司“毕摩”及其祭祀词汇、术语的综合阐释，归纳出毕摩祭祀词汇（术语）承载着四种宗教信仰理念：“人神合一”信仰理念；“崇祖”信仰理念；“万物有灵”信仰理念；“鬼魂”信仰理念。
木仕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其论文发表中，以纳西族《指路经》与彝族《指路经》的比较为个案，对喜玛拉雅─藏彝走廊区域送魂指路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送魂现象与《指路经》及送魂迎神路线是印度、尼泊尔、中国喜玛拉雅区域及中国藏彝走廊藏缅语诸民族中的一个共有的文化现象，尤其在彝缅语集团的诸族群宗教文化中十分突出。由于彝族和纳西族有本民族文字和悠久的文献传统，故其传统宗教经典中有专门的《指路经》；而其他民族则大都以口诵经的形式传承。在多民族共生的送魂指路文化下派生出许多的次生类型，形成了既有统一共性特征，又有多元个性的喜玛拉雅─藏彝走廊区域送魂指路文化。送魂路线、迎神路线关乎各民族的祖源地、迁徙路线及族群间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宗教观念的传播以及对喜玛拉雅 - 藏彝走廊区域的藏传佛教、苯教、东巴教、韩规教、毕摩教、贝玛教等多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而言至关重要。这是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关系研究中的一篇力作。
论坛二：“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
且萨乌牛（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翻译室 ) 认为，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毕摩文化。历史上毕摩的名称、职能与命运一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彝人对毕摩宗教之“信”与“行”也历来处在演变的动态中；毕摩文化的现实性决定了毕摩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毕摩文化的传承与持续出路在于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变迁中的两难问题，使古老的彝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不断发展的生命活力。
阿牛史日 ( 四川凉山美姑县档案局 ) 认为，彝族无形文化遗产，不仅是彝族精神文化的宝库，而且是彝族新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根与脉。不断传承和保护这种 “ 草根文化 ” ，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他的发言就凉山彝族无形文化及其传承、保护进行了探讨，以期引起有志之识的重视和各级党政保护意识的形成。
普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发言为大家提供了楚雄彝州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上采取的学术支持与文化决策相协调的工作路线。她认为，在当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双向运动中，国内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毕摩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成为凉山彝州、楚雄彝州以及红河、毕节等彝区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通过吉木家长子吉木阿龙作为这批文献发音人的读音为依据，记录了这批文献文字的语音，整理出其语音系统，揭示其语音特点。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这批文献对彝族语言与文字研究的价值，以丰富汉藏语言研究。
罗曲 (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 ) 认为彝族古代文论是彝族古代文论家对彝族当时文学现象的总结，涉及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各种文学体裁、作家应具备的修养、彝诗的格律等，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彝族特色的文论概念。在论及彝族诗歌格律中的 “ 音律 ” 时，指出这种音律为 “ 押音 ” 。翻译整理者在注释中说原文为音而无韵字，所谓押音就是押韵。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受汉语诗歌押韵的影响，不符合彝族诗歌音律的实际情况。从译文和注释看，彝族诗歌格律中的 “ 音律 ” ，就是押包括声母、韵母、声调在内的 “ 音节 ” 。
论坛五：“传统知识和生态”
马尔子（凉山州民族研究所）认为，近些年来环保和生物多样性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们共同赞许和标榜的词语，不过对它的理解似乎多为横向的、直观的、现实的，尤其是人们忽略了纵向的、客观的、传统的、特别是与深层文化交织在一起的环保理念。他通过彝文史诗《勒俄特依》中所反映的“雪子十二支”的研究和美姑地区流行的“古则鲁则”等仪式的搜集整理，对彝族传统的环保理念进行了疏理，指出雪族同源共生观长期以来伴随彝人的生活，默默地成为保护彝区生态平衡的“思想警察”，维护了彝区生态的基本平衡。并提出通过开放的人文文化，不仅用科学的尺度，而且也应该用民间的尺度，传统的尺度以及时空的尺度来构建环保和生物多样性的理念。
郝瑞（ Stevan Harrell, 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克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民族学部）近年来与李星星、何仲芝、王凯琳、蓝若天等合作，就四川凉山盐源县白乌溪流域的历史生态变迁进行了专项田野研究。他在发言中指出，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多种经济作物已进入盐源县白乌溪上流域的自然农业经济。重要经济作物包括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叶的苹果， 1999 年起的杂交玉米，和最近的经济数量的花椒。论文分析了这些作物对于劳动结构、家户预算、当地市场、营养习惯和地方生态的影响。
白史各（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研究，通过对热柯觉村这一大凉山典型的高寒边远贫困山区的参与式调查，发现热柯觉村的家支组织对当地自然资源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家支组织在新时期与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相合作，在社区自然资源保护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事实证明把当地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融入到自然资源的保护当中，建立一种民间组织更多参与的自然资源保护模式，对改变彝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促进彝区发展意义重大。
陈阿依（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认为，凉山彝族居住的环境，决定了其与山林相依相伴的关系。依靠茂密的森林，凉山彝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轻便实用而金彩独特的各类木质漆具、享誉全球的火把节。彝族人有着优良的植树护林的传统。彝族人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不稳定的居住习惯以及盲目上马的基本建设项目对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保护居住地长久延续是彝族人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以森林为背景、以木材为基础的凉山彝族的生活、生产习俗、各项宗教活动以及节日、丧葬等文化的未来，何去何从耐人深思
论坛六：“社会结构”
野本 敬（ Nomoto Takashi ， 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认为，长期以来，有关中国民族史中改土归流的研究，学者们多把视角集中在当地土司社会与中央控制体制之间的对立关系方面的探讨。在彝族改土归流的问题上，作者从彝族社会结构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被以前的研究所忽视，即土司地区社会内部的变化。土司的汉化、土司领地属民成分构成的变化也是造成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他以滇东北彝族土司社会为关注点，试图通过对当地社会变迁的阐析来提示导致该地区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所在。并具体分析引起当地社会变迁的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发言论及近年来凉山地区家支活动的复兴问题。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将其视为彝族传统的复兴，即一个顽固的彝族传统经过复杂的社会改革却总是难以消解。而他则认为要将家支活动放在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因为复兴不是简单的传统的延续，而是凉山地区彝族的过去与现在发生对话的过程，是一种对话的产物和杂揉。
马林英（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认为，参与式农村发展作为开展农村发展项目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初扩展至中国，现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从事农村发展工作者所了解和认同。 2000 年至 2003 年，她作为从事彝族农村性别与发展的研究人员，主持了在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西堰村实施的 “ 四川凉山彝族 10 户贫困妇女参与功能性脱盲脱贫的试点 ” 项目（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采取了参与式性别与发展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我国彝族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司佩姬（ Margaret Byrne Swain,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妇女资源与研究中心）以 马学良 先生关于毕摩仪式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核心的论断为出发点，对五位不同背景的彝族女性进行了分析，试图解答以下问题：彝族传统知识和民族文化是如何性别化的？女性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相对男性而言具有何种地位？女性文化精英和仪式从业者对于毕摩的文化实践是否构成补充作用？彝族传统和族群文化的观念经历了怎样的性别化和评价过程？她认为在探讨彝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展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里面也是有性别差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当中两性的贡献，以及两性间未来的发展潜力。
论坛七：“经济发展和教育”
卢敏（ Tami Blumenfield,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政策一直在变，目前政策鼓励本土教材以及传统知识进入小学课程。但是，少部分学校按照政策的变化改变过自己的教学习惯和内容。她谈论了已经开始利用本土教育的两个少数民族社区：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的羊圈村（彝族）和云南省小凉山的泸沽湖地区（主要为摩梭人）。通过接待四川的、欧洲的、台湾的、美国的朋友，羊圈小学开始用美术和作文两种方式把地方环境知识带进学校。泸沽湖的摩梭人，通过几年强烈的旅游经验，重新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编了一本摩梭传统知识的课本。她探讨了传统环境知识 (TEK) 、民族文化教育和民族语言课相整合的可能性，并以外来者的角度分析了外来者对这两个地点，学校，和课程的影响，特别是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关系。
韦安多（西昌学院彝族文化艺术研究所）考虑的是宏观上教育的变化。他认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聚居区老九县，政府要依靠主体民族自身力量，因地制宜地建立“教育特区”体系。尤其在普九义务教育中，要坚持“一师一校”和“寄宿制”相结合的方法，在教学大纲上要增加《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和《彝族习惯法》等彝族历史文化经典内容。在老九县经济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凉山的宝贵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在荒山荒地种树植草发挥彝族自古责山善养牛、羊、鸡的传统。政府要采用“逆向”向荒山荒地移民，降低开发的门槛，提供无偿资金和技术，使彝族人民有肉吃、有羊毛用，走一条富民强村，富村强镇，富镇强县，富县强州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之路。
托马斯 · 海贝勒（ Thomas Heberer,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通过彝汉企业家的对比研究来看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他认为市场和经济的力量削弱了家支的作用，但民族认同又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的传统密不可分。他对企业家阶层与民族的认同意识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提出两个中心论点：首先，市场力量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逐渐减小。
